福柯与性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性的活动是散漫的、随意的、自由的，它很少触及法律，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相比也少很多。后来，性渐渐变成一种危险的东西，被严加管束，动辄得咎。童贞的价值也在升高，人的身体及其快感逐渐演变成一种国家事务，由法律和制度加以监控、校正和奖惩。

人们最不能容忍同性恋者去创造一种从未曾有过的关系。这是一种忽视占有和忠诚观念的关系。它也许不是持久的、不是从一而终的，但却是强烈的、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关系。它违反了所有我们所受教化中培养起来的伦理价值，使人感到错愕——难道人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人可以建立这样的关系吗？在福柯看来，这是非同性恋者最难接受、也是同性恋生活方式最受嫉妒的一个方面。

我们是差异。我们的理性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自我是面具的差异

我们应考察权力如何涌过话语形成的海峡而达到、穿透和控制个人，直抵人们那最隐蔽的性快乐。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一套性的话语和性的科学才是真正束缚我们的绳索。

肉体并不是象人们一向以为的那样，其一切本质都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原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即使完成了某种形式和内容，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肉体是起源之所，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它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

我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约束的文化是否可能或值得向往，而在于一个使社会发挥功能的约束性的系统是否为个人留下了改造系统的自由。

我认为‘同性恋者’这个词已经作废了，因为我们关于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我们对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套强加给我们的词汇限制住了。人既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异性恋者。我们称之为性行为的东西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范围。

福柯有一种在学术界极为与众不同的姿态：他是从根本上反对理论的，他说：“对理论的需求依然是我们所拒绝的体制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提出替代性体制。而一切取代旧理论的新理论，实际上都是加强了类似的权力组织。如果说我们不应当用一种“正确”的新理论取代“错误”的旧理论，那么又应当由什么来取代理论的位置呢？福柯的答案是“体验”，他说：“很可能，在20世纪，真正的社会化将出自于体验。”

福柯的观点是：权力与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他并没有否定性受到了压抑，只是否定了权力与性的截然对立。

从抽象的层次看，福柯所强调的是：事物在受到压抑的同时，也受到强调；而就性这个具体事物来说，它所遭受的不仅有消极的压抑，也有积极的刺激。性被人们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言说，仅仅说它受到了压抑，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尼采还说过，真正的自我“并非某种存在于那里可以被找到或被发现的东西，而是某种必须被创造的东西。

他坚持认为，一个理想的人“并非那种努力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的“真实的人，而是那种力图发明他自己的人”，是那种不受传统道德羁绊约東的人

其实，福柯是在说，人的自我应当不断地改变，而不应当永远是那个过去的“自己”固定不变的“自己”、先天的“自己”。其中的逻辑同他的社会建构论是完全一致的。

死亡对于福柯就有种神秘的吸引力。

首先，这种好奇心并不是为了去学习那些现成的、专供人们去吸收的所谓“知识”，而是那些真正不为人所知或者一直受到人们误解的东西。

其次，他提到这种好奇心的目标是“超越自我”、“偏离自我”。通过对事实新的解释和新的分析，人改变了自我，偏离了过去的自我的轨道，创造出新的自我。

最后，福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和他的生活中经常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做真能导致一种非常规的思维方式吗？ 他的想法常常是出人意料的，违背“常识”的。

在尼采那里，福柯看到的不是一种知识的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某种延续性，而是否定、断裂和一种自由奔放的个性思维，一种自由创造力的进发。

◎权力是团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社会关系运作的结果。权力不是统一的，因为他没有核心。 ◎权力的形式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是一致的 ◎权力不只是压抑性的，它还是创作性的。（？）

他说：“正义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斗争舞台。这些斗争最终创造出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与一种假设真理具有可见性、确定性和度量性的知识相关。这种对真理的肯定变成西方知识史的一个基本因素。”

福柯对传统的善与恶的分野提出根本的质疑

在福柯看来，人们一向坚信不移的划分善恶的标准并不是客观的真理，而是一种可以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变化的东西。

当福柯主张批判和推翻现有制度时，他是否想用某种理想制度取而代之呢？“他反对提出任何新的取代方案，新的模式。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都需要合理化、秩序、规范等等，都必然是一种权力关系网络。任何替代性秩序在本质上与旧秩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因此，人应该随时随地进行反抗，但反抗的目的不是建立所谓理想王国，而只是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威，解放人的潜在意志和欲望。

他不愿为世人提供未来社会的蓝图，他“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里去，又不知道他明天会想什么

福柯认为，他自己的任务不是启蒙，而是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去影响他在其中运作的特殊的真理规范；他的使命不是揭示真理，追求真理权力的意志属于无情的暴君，而只有暴君才要专二彻底的虔。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在福柯对传统知识分子定义的批判中，从肯定的角度他又是怎样论述的呢？他说：“我梦想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普遍性的原则；他们在今日的迟惰和约束中寻找和标出薄弱环节、力量作用的路线和出口；他们不断地在运动，可又不知道正在朝什么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明天的观点会变成怎样，因为他们太关注此时此刻了；他们不管怎样地运动，都要坚持间一个题，即是否值得为革命付出代价（什么样的革命？什么样的代价？）。”

福柯所提出的“不服从”和“自愿反抗”的重大意义在于，这种反抗权力的斗争并不是出于某种事先设计好的程序，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和社会蓝图，而是随时随地对于自身感觉到的压制的抵制。

19世纪是性学诞生的时期，也是人们以为性的压抑得到缓解的时期。但是，在福柯看来，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性被“性科学”划分为许多的亚族，医学控制模式与先前的法律道德控制模式相比，对人的压抑并没有减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