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自传

谁表示怀疑，他们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任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

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你要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唯有从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谊中获得，一切从外部的观察始终是一幅不真实的粗略图像。

一个人的肌肉缺乏锻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那种内在的理解力则不同，他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中。

当人们误以为在生活中早已死去和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时，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剧坛又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他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中，尤其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勇气和冒险在短期内往往比人的内在信念和稳定的品格更起作用，比人的内在价值和坚持正义的勇气更有意义。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汹涌翻腾的时候，总有一些善于赶潮流的人毫不犹豫地冲到浪尖上。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单的不断升级和强化，也不会把一个人摧垮。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一个人想在几个星期里把三四十年里形成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改变，谈何容易。我们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会持久永存，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一种直觉向我表明，这个插曲只不过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可怕的前奏。当天晚上，我就把最重要的文件捆装成包，决定从此长期在国外生活。我觉得，人世间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所以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离开祖国的意义更深远。我的家人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过对自己的家乡，我们全家人都热爱那片土地。可是我更渴望自由。我没有跟我的朋友和熟人说明我的打算，两天后径直返回伦敦；到了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决定放弃我的住宅。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

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原来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受冻挨饿。过去能使国家富强的工厂设在现在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路基；国家银行储备的黄金全部用来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

當時，沒有立即頒佈一項公然禁止我們著作的法律——那項法律是兩年之後才宣佈的——，他們開始沒有頒佈那種法律，只是先採取小心翼翼的試探，看看能走多遠，對我們著作的第一次攻擊，是推給一群不負正式責任的人，即身為納粹黨徒的大學生們去幹的。（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 翻译）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官殿。

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想要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象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是用这样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诸如：“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 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周围的一切使我们兴致盎然，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又被各种尘世的纷扰冲散。 —— 歌德

我们不得不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让自己去充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会将我们卷进去，不容抗拒。

总的说来，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以后所读的书和所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几年的基础之上。

自从那几个警察到过我家后，我就再也不喜欢我那个家了。一种直觉向我表明，这个插曲只不过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可怕的前奏。当天晚上，我就把最重要的文件捆装成包，决定从此长期在国外生活。我觉得，人世间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所以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离开祖国的意义更深远。我的家人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过对自己的家乡，我们全家人都热爱那片土地。可是我更渴望自由。

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在经过突然的升迁之后，最终还是要垮台的。

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馑，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不得不还要再活一段时间的这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识过？什么苦难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一起经历过？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呢。

欧洲从来没有想当时那样强大过、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我又一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路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过程中仅仅是一瞬间。

一般说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面貌，要比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

他们每个人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飞黄腾达，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将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原本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家门。

没有一片可以逃道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得到的安宁。命运之手会随时随地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我们不得不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让自己去充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会将我们卷进去，不容抗拒。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辛白林》

在人生的中途最要紧的是，坚定自己的夙愿并且砥砺自己，要不然就彻底放弃自己的初衷。

请你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你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话对您讲，儿子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相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

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身处世界动荡最剧烈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三次剧烈动荡彻底改变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脱离了和过去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将我抛入一片空虚，将我抛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这样一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符合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儿，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