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摄影

作者:苏珊・桑塔格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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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摄影内容简介

在《论摄影》一书里,苏珊.桑塔透过朦胧的生活影象再现了她对艺术的真知灼见。苏珊・桑塔格提供了足够的思索实物,以满足最为智性的需求。“苏珊・桑塔格提供了足够的思索实物,以满足最为智性的需求。她论及许多涉及摄影与良 知、知识与艺术的关系的总是――其中有些令人鼓舞,有些甚至令人震动。”(《时代周 刊》)本书开宗明义:“摄影术肇始于1839年,从那以后,几乎所有事物都为摄影所记录,至少看来如此。正是这永不餍足的摄影镜头将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困境中解放出来。摄影在教给我们新的视觉模式的同时,也在改变和扩大我们既有的观念,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值得看,什么东西允许看。摄影是一套看的语法,更是一套看的伦理。摄影业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将一种认识加诸我们,即人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当作一系列相片,纳入脑中。”而“摄影=一把无声的枪”,“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世上万物终结于照片”,……,通过拍摄下来的当今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影像的存在的确证,苏珊・桑塔格在本书中探讨了范围广泛的问题,既涉及美学,又涉及道德。“这是在过去140年中,就摄影影像对我们观看世界以及观看我们自己的方式这一深刻改变 所作的才华横溢的分析。” ――《华盛顿邮报》“未来,就各种大众媒介中指明对社会作用的探讨,必须以桑塔格的《论摄影》为关键著作 而加以引证。这些文章使我们一窥如此的情景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系统依赖于照相机 的使用,以致于摄影影像不绝于缕地插入到经验与现实之中。” ――约翰・贝尔格,《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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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摘录

摄影的威力实际上把我们对现实的理解非柏拉图化,使我们愈来愈难以可信地根据影像与事物之间、复制品与原件之间的差别来反省我们的经验。这很合乎柏拉图贬低影像的态度,也即把影像比喻成影子——它们是真实事物投下的,成为真实事物的短暂、信息极少、无实体、虚弱的共存物。但是,摄影影像的威力来自它们本身就是物质现实,是无论什么把它们散发出来之后留下的信息丰富的沉积物,是反过来压倒现实的有力手段——反过来把现实变成影子。影像比任何人所能设想的更真实。

嗜好引语(以及嗜好格格不入的引语)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嗜好。是以,瓦尔特·本雅明——他的超现实主义感受力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要深刻——是一个热情的引语收集者。

在超现实主义感受力的范围里作业的摄影师则告诉我们,就连试图理解世界也是无聊的,并提议我们搜集世界。

摄影对世界的认识之局限,在于尽管它能够激起良心,但它最终绝不可能成为伦理认识或政治认识。通过静止照片而获得的认识,将永远是某种滥情,不管是犬儒的还是人道主义的滥情。它将是一种折价的认识——貌似认识,貌似智慧;如同拍照貌似占有,貌似强奸。正是照片中被假设为可理解的东西的那种哑默,构成相片的吸引力和挑衅性。照片之无所不在,对我们的伦理感受力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摄影通过以一个复制的影像世界来装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它实际上的样子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

一如相机是枪支的升华,拍摄某人也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一种软谋杀,正好适合一个悲哀、受惊的时代。

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 摄影之眼的贪婪,改变了那个洞穴——我们的世界——里的幽禁条件。 照片在教导我们新的视觉准则的同时,也改变并扩大我们对什么才值得看和我们有权力去看什么的观念。 照片是一种观看的语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 最后,摄影企业最辉煌的成果,是给了我们一种感觉,以为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储藏在我们脑中——犹如一部图像集。

如果我能够用文字讲故事,我就不必拖着一部相机。 ——刘易斯·海因

虽然人们会觉得相机确实抓住现实,而不只是解释现实,但照片跟绘画一样,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尽管在某些场合,拍照时相对不加区别、混杂和谦逊,但并没有减轻整体操作的说教态度。这种摄影式记录的消极性——以及无所不在——正是摄影的“信息”,摄影的侵略性。

虽然相机是一个观察站,但拍照并非只是消极观察。就像窥淫癖一样,拍照至少是一种缄默地、往往是明白地鼓励正在发生的事情继续下去的方式。拍照就是对事情本身、对维持现状不变(至少维持至拍到一张“好”照片)感兴趣,就是与只要可以使某一对象变得有趣和值得一拍的无论什么事情配合——包括另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只要有趣就行了。

拍照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也即仅仅把经验局限于寻找适合拍摄的对象,把经验转化为一个影像、一个纪念品。旅行变成累积照片的一种战略。

照片可能比活动的影像更可记忆,因为它们是一种切得整整齐齐的时间,而不是一种流动。电视是未经适当挑选的流动影像,每一幅影像取消前一幅影像。每一张静止照片都是一个重要时刻,这重要时刻被变成一件薄物,可以反复观看。像在一九七二年刊登于世界大多数报纸头版的那幅照片——一名刚被淋了美军凝固汽油的赤裸裸的越南女童,在一条公路上朝着相机奔跑,她张开双臂,痛苦地尖叫——其增加公众对战争的反感的力量,可能超过电视播出的数百小时的暴行画面。

就像房间里的柴火,照片,尤其是关于人、关于遥远的风景和遥远的城市、关于已消逝的过去的照片,是遐想的刺激物。照片可以唤起的那种不可获得感,直接输入那些其渴望因距离而加强的人的情欲里。藏在已婚妇人钱包里的情人的照片、贴在少男少女床边墙上的摇滚歌星的海报照片、别在选民外衣上的政客竞选徽章的头像、扣在出租车遮阳板上的出租车司机子女的快照——所有这些对照片的驱邪式的使用,都表达一种即滥情又暗含神奇的感觉:都是企图接触或认领另一个现实。

照片能以最直接、实效的方式煽动欲望——例如当某个人收集适合发泄其欲望的无名者的照片,作为手淫的辅助物。当照片被用来刺激道德冲动时,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欲望没有历史——至少它在每个场合被体验时,都是逼在眼前的、直接的。它由原型引起,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抽象的。但道德情感包含在历史中,其面貌是具体的,其情景总是明确的。 因此利用照片唤醒欲望与利用照片唤醒良心,两者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鼓动良心的影像,总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影像愈是笼统,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小。

影像会使人麻木

摄影对世界的认识之局限,在于尽管它能够激起良心,但它最终绝不可能成为伦理认识或政治认识。通过禁止照片而获得的认识,将永远是某种滥情,不管是犬儒的还是人道主义的滥情。它将是一种折价的认识—貌似认识,貌似智慧;如同拍照貌似占有,貌似强奸。正是照片中被假设为可理解的东西的那种哑默,构成相片的吸引力和挑衅性。

对克鲁阿克(Jack Kerouac)来说——对美国摄影的显学传统来说,流行的基调是忧伤。美国摄影家们不带任何偏见,随心所欲地环顾四周时奉为金科玉律的主张——呈现主题,冷静地将其记录下来——是一种对于逝者如斯的悲哀眼光。 摄影就逝者如斯所作陈述的实际功效有赖于稳步扩大神秘、死亡、无常的熟悉图像。

拍照既是占有客观世界的一种无限度的技术,又是那个单一的自我的一种不可避免地唯我论的表达。照片描绘各种现实,这些现实尽管已存在,却只有相机可以揭示它们。照片还描绘一种个人气质,这气质通过相机对现实的裁切而发现自己。

他们衰老,被印刷品常见的病魔缠身

很多摄影师继续偏好黑白影像,因为黑白被认为比彩色较得体、较稳重——或者说较不那么窥淫癖、较不那么滥情或粗糙得像生活

摄影企业最辉煌的成果,是给了我们一种感觉,以为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储藏在我们脑中——犹如一部图像集。

照片可能会歪曲;但永远有一种假设,假设存在或曾经存在某件事情,就像照片中呈现的那样。

哪怕当摄影师最关心反映现实的时候,他们无形中也依然受制于口味和良心的需要。

当我们害怕,我们射杀。当我们怀旧,我们拍照。

照片不会制造道德立场,但可以强化道德立场——且可以帮助建立刚开始形成的道德立场。

通过静止照片而获得的认识,将永远是某种滥情,不管是犬儒的还是人道主义的滥情。

把经验本身变成一种观看方式。最终,拥有一次经验等同于给这次经验拍摄一张照片,参与一次公共事件则愈来愈等同于通过照片观看它。

相机把每个人变成别人的现实中的游客,最终变成自己的现实中的游客。

贫困并不比富裕更超现实;一个衣衫褴褛的身体并不比一个盛装出席舞会的王子或一个纯洁无瑕的裸体更超现实。超现实的,是照片所施加——和跨越——的距离: 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

他们将记下一些正在消失的东西——然后通过拍摄它们来加快它们的消失。

照片展示人们如此无可辩驳地在那里,而且处于他们生命中某个特定年龄;照片把一些人和一些事物集合在一起,而他们在一会儿之后就解散、改变、继续他们各自独立的命运的历程。

论摄影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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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

1988年,在《芝加哥论坛》的一次访问中,苏珊・桑塔格的我和儿子戴维・里埃夫― ― 本身也是作家――为他的母亲勾勒了一种惊人的形象:“她能够在同一个晚上去都市歌剧院 ,接着在里兹大饭店吃完夜宵之后,于凌晨两点到一个夜总会去听一帮新纳粹分子的无聊话 ,第二天上午再起来会见一些克里米亚的异端分子。这是一个好奇心永不满足,对世界的兴 趣永无穷尽的女人。”自从1966年在美国出版了书名为《反对释义》的一些影响巨大的评论 之后,苏珊・桑塔格就成了纽约知识界的一位大明星。桑塔格把关于艺术批评的传统观念抛 在一边,形成了她特有的一种审美感,并且使形式优先于内容。人们同时看到她处于美国左 翼的、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一切斗争的前列。苏珊・桑塔格于1933年1年16日生于纽约, 她和姐姐在那里生活数年,远离住在中国 做皮货生意的父母。她六岁时父亲死于结核病。她的母亲回到美国,和孩子们住在亚利桑那 州,再婚后定居于洛杉矶郊区。苏珊・桑塔格在接受采访时几乎不谈与她父母的关系,但是 在一篇短篇小说里,叙述者非常激动地谈起了父亲的不在:“每当电影里出现父亲伤心地久 别之后又回到家里拥抱他的孩子或孩子们的场面时,我还是忍不住流泪。”她在青少年时代 就显示出一种罕见的精神上的好奇心。她讲到她常在好莱坞大街和葡萄树街的拐角上的一个 报亭里买《党派评论》,而且大量阅读,她说“什么都读”。十五岁时她获得“中学毕业文 凭”,立即进入伯克利大学。第二年在芝加哥大学注册,遇见了杰出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菲力普・里埃夫,并在1950年嫁给了他(和他生了儿子戴维,又过了数年后离婚)。1951年获得哲学业士学位以后,苏珊・桑塔格定居于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在担任助教的同 时继续她的学业。在牛津和巴黎小住之后,苏珊・桑塔格重返纽约,在新保守主义的《评论》杂志社里撰写社论。不过数学对她更有吸引力。她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了四年,在这个时期她主要写了第 一部小说(《恩人》),这是一部实验性的作品,受到了批评界的相当热情的欢迎。不过把 她推到纽约的舞台前面的却是她的评论。关于新小说(娜塔莉・萨洛特)、特别是法国电影 的新浪潮(戈达尔、雷乃、布莱松)的评论,动摇了传统批评的一切禁忌。她在《党派评论 》上发表的《营地笔记》,认为存在着“一种健康的趣味和一种不健康的趣味,而一部趣味 不健康的作品也可以甚至应该受到重视,恰恰是因为它是丑的……(节选自本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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