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晚明史内容简介
本书观察晚明史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在于晚明与世界的联系。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正处在新航路发现之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邻近国家传统的朝贡贸易之外，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与美洲的殖民地，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而且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贸易逆差之中，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也表现在文化上，其主要标志就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向世界包括中国派出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播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科学与文化。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通过澳门这个中西交流的窗口，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本书演绎晚明史的主要特色，在于充分表现了叙事史学的结构与魅力。晚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融入世界之际，一个固步自封的王朝不仅不可能把握机遇，反而是加剧了自身内在矛盾，特别是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不争之时。书中以翔实的史料、细致的笔触，再现晚明王朝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走向灭亡的全过程，并揭示其深刻的教训。作者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在关于晚明时期“倭寇”、“市镇”、“新政”、“党争”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热门摘录
因此顾、高二氏义无反顾地要拨乱反正，要“救世”。顾宪成说：“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在他看来，救世之举就是“相期于道德”——“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这种道德的重整正是东林书院全部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历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面对这一变故，不无感慨地说：“万历初年，江陵用事，与冯珰相倚，共操大权。于君德挟持，不为无益。惟凭借太后，携持人主，束缚钤制，不得伸缩。主上圣明，虽在冲龄，心已默忌。故祸机一发不可收。世徒以江陵催抑言官操切政体为致祸之端，以夺情起复、二子及第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败也。江陵之所以败，惟操弄之权，钤制太过耳。”其中分析得不落俗套，入木三分，与《明实录》所谓“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可以相互参证。正如海瑞所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不久漕运总督李三才上“天变人离疏”，把反对矿税的理由论述得更加透彻：“皇上每有催征，必曰内府缺乏，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也。皇上所谓缺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而天下百姓之所缺乏者，朝夕不一饱，父子不相守。以此较彼，孰乏孰足，孰缓孰急？”
吴觐华遵循顾高的既定方针，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特别强调以下几点。其一，“绝议论以乐时”——“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维昔先贤间出清议以挟持世道，盖时或使然，万非得已。如吾侪闭户人也，远隔霄壤，幸逢盛世圣天子当阳，等用必贞良，宣布必惠泽，何缘更有游谈横议！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以期不雍熙，是为今日第一时宜也。”
此处所谓“党”，并非政党，似乎是无须论证的。众所周知，政党起始于近代，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便是近代政党的雏形。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以及20世纪初的同盟会。此前并无政党可言。晚明史上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
晚明史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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