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二卷）

如果我们区分开真正的理性主义和虚假的伪理性注意，我们如何使用“理性主义”这个词就会更加明确了。我所说的“真正理性主义”是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它明白一个人的种种局限，它是那些知道自己常犯错误，甚至要依赖他人获取知识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理智的谦虚。它还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必对理性期望过高。虽然争论是学习的唯一方式，但它几乎不能解决问题——不是看得一清二楚，而是比以前看得更加清楚。

个人主义是古老的关于正义直觉理念的一部分。正义并不是国家的健全与和谐，而是一种对待个体的方式。

伯利克里：“我们觉得不应该对我们的邻居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说三道四。” 柏拉图：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

《圣经》：爱你的邻居，而不是爱你的部落； 康德：要时刻认识到人类个体是目的，而不要把他们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 柏拉图：“我立法时以什么对整个国家最为有利为依据……因为我公正地把个人利益置于稍次的价值水平上。”

自然是由事实和规律性构成的，而且就其本身来说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是我们不顾我们是这个世界之一部分的事实吧，把我们的标准强加于自然，并通过这种方式把道德引入了自然世界。我们是自然的产物，但自然既创造出了我们，同时又赋予我们以改造世界的力量、预见和规划未来的力量，以及做出我们在道德上为之负有责任的广泛而影响深远的决定的力量。而责任、决定，恰恰是和我们一道才进入了自然的世界

对变化，特别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强调，不仅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历史主义者普遍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在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我倾向于认为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人之下。 在我看来，把我们所有的政治努力都寄托在我们将成功地得到优秀的甚至是有能力的统治者这一微弱的希望之上是荒唐的。

290 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到底是怎样一座关于人类渺小的丰碑！它跟苏格拉底的相互比较与人道形成了多大的反差！苏格拉底警告政治家防范因其权力、オ能、智慧而忘乎所以的危险，并且力图教导我们，最为要紧的是我们都是脆弱渺小的人类，从（苏格拉底）讽喻、理性、真实的世界到柏拉图因其具有魔幻般的权力而使他凌驾于普通人之上（尽管还没有高到无需运用谎言或者无视每个巫师的卑鄙交易一他们兜售咒符，兜售生育的咒符，以换取凌驾于同行之上的权力的地步）的哲人王国，这是何等的退步！

“妥协”是一个难听的词，但对我们来说，学会适当地使用它是十分重要的。各种制度必然是同各种境遇状况、各种利益等等达成妥协的结果，尽管作为人，我们必须抵制这种影响。（P295）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①。它也许在过去或在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 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宇宙充其量像胡乱堆放的垃圾堆

一个理想的国家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梦，不是“我们心中的观念”，而是由于它是恒定的，因而它比那些在流变中的并且容易在某个时候消失的衰败社会更为真实。

“陆地动物是由对哲学不敢兴趣的男人变来的”；而各种鱼类，包括有壳的水生动物，是从所有男人当中“最愚蠢、最迟钝和。。。最微不足道的人退化而成的

因为制度像杠杆一样，假如我们想要做成超出我们肌肉力量的某件事情时，它们就是必不可少的。像机器一样，制度使我们为善或者作恶的力量成倍地增加。像机器一样，它们需要由理解它们的运作方式、以及最为重要的，理解它们的目的的人进行明智的监督，因为我们不能够建成了它们，就让它们完全自动的工作。

从未有人比他对个人主义怀有更强烈的敌意。这种怨恨深深地植根于柏拉图哲学本质上的二元论。他对个人及个人自由的憎恨正如他对不断变化的特别经历、对变动不居的可感知事物的世界的多样性的仇恨。在政治学领域，个体在柏拉图看来就是魔鬼本身

一般而言，独裁主义者将选择那些服从、相信并响应他的权威的人。但在这么做时，他必定要选择平庸之辈。因为他要排除那些翻盘、怀疑、敢于抵制他的权威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权威承认过，思想上大无畏的人，即那些敢于蔑视他的权威的人，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人

在克里底亚看来，宗教不过是一位伟大而机敏的政治家高傲的谎言而已

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到底是怎样一座关于人类渺小的丰碑！它跟苏格拉底的相互比较与人道形成了多大的反差！苏格拉底警告政治家防范因其权力、才能、只会而忘乎所以的危险，并且力图教导我们，最为紧要的是——我们都是脆弱渺小的人类，从（苏格拉底）讽喻、理性、真实的世界到柏拉图因其具有魔幻般的权力而是他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哲人王国，这是何等的退步。

那些喜欢一步即实现遥远理想而不喜欢实现零星妥协的人，应当永远记住，如果这个理想非常遥远，那么要说清该步骤是迈向它还是远离它，甚至都会变得困难。如果这个过程是以曲折的步骤或者用黑格尔的莫名其妙的话来说，“辩证地”来推进的话，或者加入它根本没有明确清楚地计划好的话，情况就更糟糕了。

我认为，人类生活不能用作满足艺术家进行自我表现愿望的工具。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主张，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都应该被赋予由他本人塑造他的生活的权利，只要这样做不过分干预他人。

没有看到对民主的善意批评和敌意批评之间的区别的那些民主派就带有极权主义的气质。极权主义当然不会认为批评可以是善意的，因为对这种权威的任何批评都必然是对权威原则本身的挑战。

如果我们梦想回到我们的孩童时期，如果我们想依靠别人来获得幸福，如果我们回避我们的考验，人道、理性和责任的考验，如果我们丧失勇气并且在文明胁变之前退缩，那么我们就必须用我们对所面临的这个直截了当的决定的明确理解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有可能回到野蛮中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仍然成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未知、不确定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使我们所能具有的理性，尽可能好地位安全和自由而制定计划。

在每一个时代中，自由的进展一直受其天然的敌人——无知与迷信、征服的贪欲、好逸恶劳、贪求权力的强人，以及贪求食物的穷人所困扰。其中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它完全受到了禁锢。。。一旦触及真正的自由的本性时，没有任何障碍像它的不确定性和混乱那样，是如此的经久不变和难以克服。如果说敌对的利益回造成莫大的伤害的话，那么错误的观念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就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来说，我认为确实有必要用一种可能更符合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初观点的更贴切、更中庸、更急迫的原则，即“最小化痛苦”来替代他们的原则，即“最大化快乐”。我认为，进行最大化人民的快乐或幸福的常识，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常识必然导致极权主义。

我们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我们既不是完全自由的，也不能活得完全的自由，因为我们总是不能使自身彻底从新陈代谢的必然万国中，因而从生产的罗网中解放出来。我们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是改善令人精疲力竭的、有损于人的尊严的劳动环境，使它们更适宜于人、更平等，并把苦役减小至这一程度，使我们大家都能够自由支配我们生命中的某一部分。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阶级利益强加给社会体系；相反，社会体系却把令我们信以为自己的利益强加给我们。它通过强迫我们依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去行动，就能做到这点。谴责不公正，谴责社会环境的不到的，并因之而对个人、即使是对个体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进行惩罚，是徒劳的，是因为迫使资产接近这样的是环境体系。希望环境可以通过改造人而获得改造，也是徒劳的；想法，如果人所生活的体系优良的话，他们也会变得更好。

柏拉图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悖论：因为，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结果不可能变为其他什么，只能变为极端的奴役。因此，有理由设想僭主政治不是从别的而只能从民主政治而来。由此，我认为，从极端的自由最有可能产生极端可怕的奴役。 所谓自由的悖论是这样一个论点：在不受任何约束控制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必定导致极端严厉的约束，因为它使恶霸得以任意奴役顺从的人。

但是同时，对自由的历史的唯一理性的、也是唯一的基督教的态度是，我们自己承担自由的历史的责任。在同样意义上，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唯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然而当上帝看到这些企图后也只能微笑，但上帝不直接发笑，因为上帝对他们还有一种通人情的、真实的轻易。但是黑格尔啊？这里，我需要荷马的语言。上帝是如何狂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