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全国的国防线大致 与 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 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 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 中央体系之下。

当骚乱普遍化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

在任何条件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 ……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权利，也可以用于支持叛军。 ……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汗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 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大批大生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 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解决，地方官吏更是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 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地尊重法治，经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之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因其军阀割据。一个节度使，亦即地方军事首长，可能将一州一道的土地据为己有，在境内行动完全自由。此所以朱全忠在公元907年取代李唐王朝而代之时不足以惊师动众，乃因李渊与李世民所创立之制度，经过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髻，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顶剃去。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展开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运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施行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则在后扶持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 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概括言之，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标准看来尤其如此。直到最近中国仍缺乏一种司法体 系，具有实力及独立性格一如西方，其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 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一般很少提及， 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

农业生产未曾构成大规模农场，仍然有如大陆，一般以一家一室耕耘门前屋后的田土为主。只是地理上较为优越，岛上从未有大陆般贫困的情形，例如中国之西北。 至今尚雇用大批人士编纂他自身的革命纪录。 传统的史学家通常将每朝代之初当做一段有创造性的时代，当日的人口和社会都带着可塑性，可以由一代伟人找着他的理想转折成器。 中国历史的全部历程，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性。

传统的中国历史家一向在褒贬品评人物，在临到秦始皇头上时则觉得题材之大，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的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谴责？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工作，用这样长远的眼光设计，又用这样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一个思想周密的读者可能因秦始皇和他的随从的野蛮行径而感到困恼，可是在另一端文字里，又为他不断地努力企图实现他超过匹夫匹妇所敢于想象的计谋，甚至冒着无限的危险，不折不挠地执行而感动。

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水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直接或间接促使中国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翌年又有所谓“坑儒”之事。秦始皇在一般文学之臣以外，也收养了许多占星学家和炼丹的术士，在当日眼光看，这类人物也算是半吊子的科学家。当中两人由始皇聘任寻求长生药物，他们没有觅到药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始皇性情躁急，不符合长寿的条件。始皇大怒之下令卫士在都城里挨户搜索。上述两个人物迄未寻获，可是被捕者有四百六十人，他们或是与这两人有交往，或是在卖弄相似的方术。最后这四百多人全部被活埋。

李世民和武则天共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公元906年之后，西安再未曾成为中国的国都。当中国即将进入本千年之际，情况愈为明显，国都必须接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中国的重心已移至东边。东南区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即使化外的游牧民族，也以当中获有农业经验者占优势。自然之选择已使东北为他们理想的基地，远超过干旱的西北，那是吐蕃、突厥繁盛之区。所以中国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在今后400年的争斗中，采取一种南北为轴心的战线，与西安渐渐远隔。这座古老的国都，也已在历史中充分的表现过它上下浮沉的经历了。

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

因此, 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更可以在行动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 主张与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协与不走极端的用心设计。

【第十四章】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

【第十四章】政府被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 【第十五章】它不像是一个国家，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 【第十七章】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

【第三章】全国的国防线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 【第五章】汉代的征伐无非展开一种序幕，以后这两种文化尚要长久地在历史中胶结，没有一方能以永久的胜利或全面的失败改变局面。

其他： 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意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我们要从历史里得到教训，最好还是追根看清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始形貌，才能为了解今日之中国提供一大有益借鉴。 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都企图脱离农业经验为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不论结局称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三百年。同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