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个梦想

当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最贴近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土地，以最贴近真善美的人性，来作为它的立国根本。那么，即使在这块土地上还有许多半人半兽，尚未完全进化的“人”，可是，一旦遇到问题，在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时候，人们的判断依据和历史进步的方向，在基本人性的标准下，是更容易搞清楚的。这也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相反，假如人们热衷于建立非常宏伟的社会发展理论大厦。在无数雕梁画栋，仙山琼阁之间，却迷失了最基本的人性的自我，这大概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结果吧

康有为对黑人这样描述道：「然黑人之身，腥不可闻。……故大同之世，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其黑人形状也，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彘，望之生畏。」

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

民主和自由那种四字成语一样的神秘联系被打破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意愿，打并不保证少数人的”自由“。所以民主在历史上常常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与不民主的区别，只在于由多数人掌局还是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掌局的区别。相对后者来说，它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是，它并不一定是全体民众的自由的保障。假如没有对于人性的醒悟和孜孜不息的对于人道的追求，民主的结果完全可能演变为对于少数人的暴政。

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现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史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张清晰而丑陋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很难有什么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也许，你还是要追问，那么，这场以解放奴隶出名的南北战争，打起来的原因就真的不是解放奴隶，而是一个能否“分离”的争论吗？我只能回答说，是的。这样回答的理由，只能是历史事实。就是说，假如南方不提出离开联邦的话，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实际上，林肯总统虽然鼓起了北方民众对于保卫联邦完整的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他自己心里始终是明白的。他只是痛苦地处于两难之间，是承担联邦在他的手里分裂成两个国家的责任，还是承担发动一场并不那么有理的战争的责任。

通过南北战争的惨痛教训，美国的主流意识到，在试图改变南方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打破自己的民主理念和基本的游戏规则，否则，不仅可能制造更大的混乱，而且在人性追求的道路上，可能反而是一个倒退。 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我只要使你了解它复杂在什么地方，就算达到目的了。

你得到的信息是简要的，推论也就会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事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是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南方不要求离开美国，只是坚持要蓄奴，林肯总统会打这场南北战争吗？答案是：明显不会。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南方没有奴隶制，可是就是要求分离，林肯总统还是会打这场战争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当时严寒已经开始。他们的眼前是刮着凛冽暴风雪的荒原，而背后的太平洋如同一把利刃，切断了他们和文明之间的纽带。

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以物质生活的清贫和对精神生活的孜孜以求闻名，而教友派更是把对于精神的追求，发展到了殉教的极致。这种状态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很容易走向偏执，不肯妥协。这两个教派在早期都踏入过这样的误区。但是他们共同的优点，就是不轻易在世俗利益面前放弃道义，即所谓的“见利忘义”。

他们甚至在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了哈佛大学，并且把哈佛大学所建立的地方叫做“剑桥”。当然，那个时候哈佛可能只是陋舍几间，可是，他们却觉得，只有哈佛大学这样的精神支柱的支撑下，他们才能够活得下去。真是难以相信，当他们满怀希望地挂上哈佛大学的牌子的时候，距离“五月花”号抵达这里只有仅仅16年。距离美国的成立，却还有一百多年。所以，一直有所谓“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

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么，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

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作“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作祭奠“民主”的供品，那么，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

而这个对峙的双方，都是白人。北方当时在白人民众中日益强大的反奴隶制力量，对于民众的唯一感召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原则。因此，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从开始建立，它的民间就有一种与利益无关的近乎天真的人道追求。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追求，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思想主流。这使得它在今天的思维方式中都保存了这样的传统，以至于从外部看去，常常使许多成熟世故的民族，觉得它莫名其妙，无从理喻。

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之时，一个坐着的人猿混混噩噩的脑瓜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和其它的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他就是“人”了。 ……作为整体的人类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那就是，第一，他是不断在思考的，第二，他思考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永远是与人性有关的。作为整体的人类，他不得不始终在对这个问题进行道德自省和良心拷问。

当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最贴近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土地，以最贴近寻求真善美的人性，来作为它的立国根本，那么，即使在这块土地上还有许多半兽半人，尚未完全进化的“人”，可是，一旦遇到问题，在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时候，人们的判断依据和历史进步的方向，在基本人性的标准下，是更容易搞清楚的。这也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相反，假如人们热衷于建立非常宏伟的社会发展理论大厦，在无数的雕梁画栋、仙山琼阁之间，却迷失了最基本的人性的自我，这大概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结果吧。

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么民主的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

“多元”与“融合”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形成悖论式的冲突，那就是“多元”的意义在于保持各族裔之间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形成“融合”的最大障碍。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矛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由差异本身引起的。因此，人们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时候，必须再三强调宽容的概念，这里包括宗教宽容、文化宽容、社会宽容等等。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不同的族裔，如此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他的宽容度是否足以消除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

直到南北战争，黑人的力量依然没有成长起来，他们还是只有少数的偶发的小规模反抗，根本无法与当时南北两大实体的对峙同日而语。而这个对峙的双方，都是白人。北方当时在白人民众中日益强大的反奴隶制力量，对于民众的唯一感召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原则。因此，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从开始建立，它的民间就有一种与利益无关的近乎天真的人道追求。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追求，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思想主流。这使得它在今天的思维方式中都保存了这样的传统，以致于从外部看去，常常使许多成熟世故的民族，觉得它莫名其妙，无从理喻。

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旦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幸福呢？

你得到的信息是简要的，推论也就会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

因此，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从开始建立，它的民间就有一种与利益无关的近乎天真的人道追求。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追求，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思想主流。这使得它在今天的思维方式中都保存了这样的传统，以至于从外部看去，常常使许多成熟世故的民族，觉得它莫名其妙。无从理喻。

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现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够在历史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张清晰而丑陋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很难有什么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我们有无数对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室。

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旦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幸福呢?

很惊叹罗丹的构思：在地狱的门口，“人”，坐下来“思想”。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人类，不论他走到什么时候，他的面前总会出现一道新的道德门槛，在这道门槛面前，他不得不做下来，思索。从他成文“人”开始，直至他来到火焰熊熊的地狱的门口。这个问题是永恒的，超越 一切的。其原因却是出奇的简单：他是“人”，当然就想知道，什么是“人性”而不是“兽性”。怎么做，才可以称自己是“人”，而不是“兽”。 总有一些人，他们不会轻易跨过道德门槛，他们会坐下来思索，这就是人类的希望。

我想说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那就是，第一，他是不断在思考的；第二，他思考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永远是与人性有关的。作为整体的人类，他不得不始终在对这个问题进行道德自省和良心拷问。这是人类有可能对“进步”二字持有信心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