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变。 对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他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这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此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 20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它们总是认真思考的产物——还不如几句能够对它试图说服的头脑有号召力的话。 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

这种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象中的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点，它便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

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

法国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英国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 辩护人不必让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争取那些左右着普遍观点的灵魂人物即可。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等——取得过一致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以前的著作中就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

支配着大众的，永远是榜样，而不是论证。每个时期，无意识的群体都会模仿少数有个性的人。但是这些特立独行的人还是会默认普遍的观念。他们要不这样做的话，模仿他们就会变得异常困难，他们的影响力也会因此缩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的人，对于自己的时代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两者有太严重的脱节。

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又是——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

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群体对强权俯首贴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几乎没多少用处的。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动摇根植与群众心中的谬论，需要一代又一代重复的出现。

勒庞最早有效地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

人似乎热爱自由， 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帕制度与大革命》

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

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冶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

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有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

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

他为我们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当这些领袖们打算用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需要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像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和凯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像力。他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像力。

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就应当承认，这种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