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达尔文以来

马古利斯认为真核细胞是作为原核细胞的集群产生的，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细胞核和线粒体起源于独立的原核生物。有些现存的原核生物可以侵入真核细胞中，并作为真核细胞的共生体生活。多数原核细胞的体积和真核细胞的细胞器差不多；进行光合作用的真核生物的叶绿体与一些蓝绿藻的整个细胞非常相似。最后，一些细胞器有自己的自我复制基因，这是它们以前作为整个独立状态生物的遗迹。

假如我们留意达尔文的警训，我们便会谅解今天科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存在的许多迷惑和误解。因为在那些早就抛弃进化与进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并将其视为最糟糕的人类中心说偏见的科学家中间，达尔文的观点已经取得了胜利。而许多普通人依然将进化等同于进步，并且将人类的进化不止是看作变化，而且看作智力提高，等级提高，或还有其他一些所谓改善的标准。

玛丽利基常被称作路易斯的遗孀，她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取得的成就，甚至比起她那声名显赫的夫的成就更令人信服。人们常将她发现的许多化石归功于路易斯，其中包括奥杜威（ Olduvai）的“核桃钳人”（ nutcracker man），即南方古猿鲍氏种（ Australopithecus bois），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

从常识中很难导出科学的见解，因为常识主要代表了文化上的偏见，而不是赤裸的皇帝面前一个小男孩的纯朴和诚实。

但是，科学中的创造性思维确实就是这样，并不是机械地收集事实和归纳出理论，而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包括了直感、先见和其他领域的启迪。最好的科学，是将人类的判断和机智都置于科学的过程中。总之，科学是（我们有时竟忘了这点）人类的实践。

每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都做出过本质上的贡献，使我们摆脱对我们自己宇宙重要性的信奉。天文学认定我们的家园只是缩在由上千亿颗星星组成的银河系中角落的一颗小小的行星；生物学把我们从作为上帝凭想象创造出的尤物位置上赶了下来；地质学使我们认识到地球历史的漫长，并且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物种占据的时间很短。

创造性思想，在科学中和在艺术中一样，是改变观念的动力。科学是一项精美的人类活动，并不是机械地、机器人似的收集客观信息，在逻辑律的指导下，产生出必然的解释。

“不可能”通常是由我们的理论来确定的，而不是自然来确定的。革命性的理论带来的就是意想不到。

但是，对于表面积与体积比高的小型动物来说，引力可以忽略不计。它们生活在由体表力控制的世界，并以我们的经验全然不知的方式判断周围的惬意与危险。

我们将导致最大限度地进行生殖并且是以精确调节形态作为代价的进化压力叫做 r-选择，这样适应的生物是 r-策略者（在一组基本的生态学等式中，传统上用r作为“群体大小增加固有速度”量）。生活在稳定环境中的物种，群体的大小接近环境可供养的最大量，生出一群调整差的后代会一无所获。更好的方式是生出量少但善于调整的后代，这样的物种是 k-策略者（在同一组生存学公式中，k是环境“携带能力”的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进化论之父似乎在独自坚持生物的变化只能提高生物更适应所生活的环境，而不导致由结构复杂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来界定的抽象、理想的进步——绝不说高等或低等。

今天，这种思想仍然是致使我们在地球上傲慢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相信，我们控制着居住在我们星球上几百万的其他物种，而不是与它们平等相处。

如果说科学有什么一贯的敌人，那不是宗教，而是非理性主义。

帕斯卡曾经以行星作比喻说过，知识就像空间中的球体，我们学到的越多（球越大），我们接触到的未知就越多（行星的表面）。……随着知识的相对增加，绝对增加的无知可能会更多。

弗洛伊德认为，直立姿势使我们的主要感觉由嗅觉转为视觉……嗅觉作用价值的降低，使性刺激物发生转移，对雄性来说，由周期性发情期的气味变成一直看得见的雄性生殖器。雄性持续的欲望导致雌性连续接受力的进化。多数哺乳动物只在排卵期交配，人类则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性活动。了，持续的性活动巩固了人类的家庭，并且开创了文明。具有严格交配周期的动物不能极大促进家庭结构的稳定。弗洛伊德总结道：“文明的必然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建立在人类采取了一种直立的姿势上。”

奥肯写道：“人类通过直立行走获得了他的性状，变得自由的手可以无所不做……随着身体获得自由，心灵也得到了自由。”

劳动这一所有财富的根源和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地位和为统治者工作的人一样低。因为统治者受他们的意愿控制（受脑力控制），他们的成就似乎是脑的作用。……脑的首要性显得这么明显和自然，接受这个观念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观念是与职业思想家的阶级地位及倾向性相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