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与颤栗

人根据结果来对之进行判断。

带着一种安全感，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有终生的职位，有一种在组织良好的国家的可靠前途。

尽管其结果将使整个世界欢呼雀跃，它却无助于英雄。英雄在整个事情结束之前是不会知道结果的，他不是靠结果或开端成为英雄的

成为有意思的人，过着令人感兴趣的生活，这并不是垂手可得的事，而是一种重大的幸运，它的获得也像精神世界的任何殊荣一样，来自于深深的苦难。

克尔凯郭尔的笔名著作使我们看到：审美生活的原则是享乐，特征是绝望；伦理生活的原则是选择，基础是忏悔；宗教生活的基础是负疚，特征是受难；而处在审美生活与伦理生活之间的是讽刺，处在伦理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的是幽默。

因为，放弃渴望固然崇高，更崇高的却是在放弃之后依然谨守那渴望；紧握永恒固然崇高，更崇高的却是在放弃现世之后依然忠于它。

倘若有人将爱理解成一种易逝的情绪，一种来自内心、让人欢愉的兴奋，那么，当他谈及爱的满足时，就是为弱者设下了陷阱。的确，人人都有瞬间的情感，可如果以此为借口而胡作非为，并且假借爱情之名将其行为神圣化，那么，无论是那些已在爱情中得到满足的人，还是那些被误导的人，最终都将一无所获。

在哲学领域，提供一些信仰的替代品或轻视信仰都是不诚实的行为。哲学不能也不该对信仰妄加訾议，它该做的，是认识自己、明白自己到底能走多远；它可没有权利取消什么东西，更没有权利诱骗人们离开某处，并且说：那里没什么好看的。

我无法像这位老父一样享受重得以撒的欢乐，因为，那用尽自我灵魂内所有无限性的人， proprio motu et propriis auspicii［出于自愿且自负自责的］，既已做出了无限的跃迁而无法再挪动一步，此后，他只能悲哀地面对留在身旁的以撒。

为了表达世人守口如瓶的秘密，诗人赎买了语言的魔力，代价是他反而不能表达自己至深的秘蜜——诗人不是传道者，他们只能借用魔鬼的力量来驱魔。

何谓信仰的悖谬？在这悖谬中，孤独个体僭越了普遍性，将自身（正如一种曾经时兴过的神学观点认为的那样）与普遍性的关系交由他与绝对的关系来决断，而不是将自身与绝对的关系交由他与普遍性的关系来决断。信仰悖谬也可以表达为：存在着对上帝的绝对责任。由于该义务的约束，个体才绝对地将自我与绝对者关联起来。

上帝要求绝对的爱。若有人要求别人的爱，并认为只有对所有其他事物的冷漠才能证明其爱的真实性，那这人一定是个头脑简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若有人要求如此的爱，那他同时也预告了自己随时可到来的死期，因他已将自己完全系于对爱的渴望这根细线之上。

真正的信仰骑士不是导师，而是见证者一一这一点体现了他身上最深刻的人道主义，它远比同情更有价值。同情是对他人忧喜祸福的肤浅关切，是人们所认为的高尚情感，但事实上，同情只能暴露出关切者的空虚与自负。想要成为见证者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人——哪怕是最卑下的人——需要他人的同情，或者需要他人的抬举和提升。每个人凭自己的力量所获得的一切，都不可能在他人那里廉价购得，当然也不可以打折出售。他不会卑劣地索取群众的崇拜，又暗地对群众报以轻蔑，他知道，真正崇高的事物总是向所有人敞开。

想要赢得趣味，想要过有趣味的生活，靠的并不是勤学苦练，毋宁说，趣味的获得是一种命运安排赐予的特权——像精神世界中的其他特权一样，它的获得只能靠蚀骨的剧痛。

任何缺少此种勇气的男人都不懂得爱情的真义、男人的涵义和生活的意义，他只配去做一个奶油小生。这样的人不懂得下面的秘密：给予比接受更美好。他当然也注定与那个更大的秘密素昧平生：接受实上远比给予艰难，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具备了毅然面对虚无的勇气，意味着一个人在需要之时没有懦弱地躲避。

一代人能从另一代人身上学到什么？我只知道，我们不可能从先辈身上直接继承那维系人性的真正动力。在此事情上，每一代人都必须白手起家，他们将要做的与前代人并无不同，也不会走得更远——这么说绝对不是在逃避使命，更不是自我欺骗。那维系人性的真正动力就是激情，正是激情能让不同代的人隔着遥远时空相互了解。没有哪个时代能从另一个时代学到如何去爱，没有哪个时代能不从起点开始，后代的使命绝不会比前代更轻松，并且，假如有人想表现得比前辈更聪明，想前进得更远而不是在爱之中栖止的话，那他一定是个愚蠢的空谈家。

我不再想和世界交谈了；我在努力忘记自己曾那么做。［…]麻烦在于，一旦你提出某个观点，你自己就会深陷其中并成为观点本身。曾经有一天，我向你描述了浮士德的某个思想，现在我才明白那思想是我自己的。同理，在我患上某种疾病之前，我不太可能去体验或设想那病症。… 1836-1837年

每个个体的生活都与概念不可通约，因此哲学家绝没有达至最高的阶段——这种不可通约性去向何方？——它将转化为行动。将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是激情。因此，宗教的激情，那信、望、爱就意味着全部——而所谓崇高就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体现所有人类的本质，只不过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成为一名哲学家和当个诗人的差别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1842-1843年

苏格拉底并不屑于论证灵魂不朽，他只是说：这一论题对我事关重大，因为我的生活秩序正是建立在该不朽为真的基础之上——即使最后证明该不朽不过是空无， eh bien[即使如此]，我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唯一关切 在基督教世界中，若有人有此番言行，将是多么巨大的善举：我不晓得基督教是否为真，但我将以之为真并在此基础上安排我的整个生活，将我的生命抵押在它上面——即使它被证明是假的 eh bien[即使如此]，我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唯一关切。 1850年

我可以在生活中漂游，但我身体太过于沉重，以致无法去做那神秘的翱翔

也谢谢伟大的莎士比亚，你无所不能言，无所不能按其本来的面目进行表达---可是，为什么你从未表现过这一痛苦？也许你将它留给了你自己，就像情人的名字不能外传一样；而带着这样一个不宜泄露的小秘密，诗人就可买下词语的力量去讲述他人的秘密。诗人不是使徒，他只能依靠魔鬼的力量去驱赶魔鬼

17而他的有限者趣味也一如任何不知有更高事物存在的他人，因为他在有限性中的停留并无害怕、焦虑的痕迹；反之，他在其中却拥有使他感到高兴的安全感，就像有限是一切事物中最可靠的一样。然而，这个其表现完全是世俗的人依靠荒诞却成了一个新型的造物。他永恒地放弃了一切，却依靠荒诞又重新赢回了一切。他继续从事无限的运动，却带着这样一种精确性和肯定性，即他继续将有限从中排出。

人们普遍认为，信仰产生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粗糙俗气的制品，其存在仅仅是为了更为粗糙的自然。实际上，事情远远不是这样。信仰的辩证法是一切之中最精致、最出色的。……爱上帝而不执着于信念者映照出的是自己，爱上帝而执着于信念者映照出的则是上帝。

而在精神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通行的是永恒的神性法则；这里的雨水他不会同样滋润义人与恶人，阳光也不会普照恶人和歹人，这里，唯劳作者方可得食，唯苦闷者方能休憩，唯降入下界者方可拯救所爱，唯拔出刀子者方能得到以撒。

只有经由信仰之路，而不是通过谋杀，才能达到亚伯拉罕的境界。倘若有人将爱理解成一种易逝的情绪，一种来自内心、让人欢愉的兴奋，那么，当他谈及爱的满足时，就是为弱者设下了陷阱。的确，人人都有瞬间的情感，可如果以此为借口而胡作非为，并且假借爱情之名将其神圣化，那么，无论是那些已在爱情中得到满足的人：还是那些被误导的人，最终都将一无所获。

反讽与幽默同样也反映出自身，因此它们和无限弃绝同属一个领域；它们的复原力都取决于个体对现实的不可通约性。

那么，我们只能由两个选择，要么忘记，忘记有关亚伯拉罕的一切，要么学会惊骇，在那作为他生活之意义的怪谲悖谬面前——这样我们才会明代，我们的时代倘若拥有信仰，它也会变得和所有黄金时代一样灿烂。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敢于直视亚伯拉罕真正的崇高之处，这样才能进一步判断，自己是否有意愿、有勇气去接受同样的考验。

美学呼唤隐匿并给予丰富回报，而伦理则要求袒露并对隐匿施以惩罚。 美学要求袒露，它会亲自动用巧合来完成；伦理要求袒露，但它是靠悲剧英雄来得到满足。

多希望有一天，美学能怀着高傲的幻想，从它多年以来止步的地方重新出发。只要它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与宗教并肩携手了，因为这是将美学从它与伦理的斗争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可行方式。 只有激情与激情的相互碰撞才能提供诗意的冲突，局限在某一个激情之内，就算翻箱倒柜地搜寻，也不会有任何收获。

在这里，勾引者最终被纯真的力量所降服，而人鱼从此再也无法引诱别人。但随即，两种力量宣布对他的统治：悔愧与同阿格妮特不可分离的悔愧。若是悔愧单独支配了人鱼，他将照旧选择隐匿；若是悔愧和阿格妮特一起支配了他，他将袒露自身。 魔性：靠着美学层面而非信仰层面的沉默或谎言而拒绝普遍性成为个体的方式。 悔愧是伦理表达的最高形式，因此，它也是伦理最深刻的自相矛盾。 一个生存着的个体所能企及的最高真理就是：一颗最富于激情的心灵在沉迷过程中所紧紧把握住的客观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