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中日冲突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极好的扩张机会。我们的政策是：把我们百分之七十的努力用于这一目的，百分之二十用于对付政府，百分之十打日本人。这政策将分三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我们将和国民党合作，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第二阶段，我们将实现在カ量上和国民党并驾齐驱。第三阶段，深入渗透中国的各个地区，建立对国民党发起反攻的根据地”

罗斯福把中国带入了“四巨头”（ Big Four）体系；尽管方便的时候他总是把中国忽略掉，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关于日本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上，这一协定把苏联人带入了中国东北。后来，大概是感到内疚，他见到蒋介石，“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想要印度支那吗？'他说：“那对我们没什么用。我们不想要。它们不是中国的。”

马克思、佛洛依德、爱因斯坦给20世纪20年代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世界不是表面看上去的样子。我们对事件和距离、正确和错误、法律与公正以及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本质等观念是通过感官的直接感觉形成的，而这种感觉是不可信的。

常见的情况是，人们过度的无情和残忍通常并非出自公然的恶意，而是来自被激怒的正义感。对于一些合法构成的政府，情况就更是如此，它们表面上有议会和法院赋予的所有道德权威。个体不管多么凶残，其破坏能力都很小；而国家，不管意图多么良好，其破坏能力几乎都是无限的。扩大政府，其破坏能力必然也随之而扩大。正如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尔纳在1917年干涉前夕所吼道的那样：“战争是国家的良药”时。此外，历史痛苦地证明，集体的正义感远比任何个体对报仇的追求更难控制。

就这样，战争证明了现代政府能够以怎样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扩张自己，并因此以怎样贪得无厌的胃口发展自身，既是为了消灭敌人，也是为了对自己的公民行使专制权力。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7年10月25日夺取了俄国的控制权，并立即把沙皇政府的外交档案据为己有。他们把那些秘密条约的副本转交给了西方记者，12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The ManchesterGuardian）开始公布这些文件。与之相伴随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强有力的宣传，旨在通过承诺给所有民族自决权，从而鼓励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

列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那种心理学暴力的显著例证”。2列宁痴迷于武力，几乎到了闻到武力的气味就垂涎唖嘴的程度。“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的节日。”一个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取武器的知识，不训练武器的使用，不拥有武器，一个这样的被压迫阶级只配被压迫，被虐待，像奴隶一样被对待。”他的著作充满了军事比喻：围攻状态，铁戒指，钢板，行军，军营，街全，要塞，进攻，机动单位，游击战，行刑队。也充斥着表示暴力活动的动词：燃烧，跳跃，点燃，驱赶，射击，摇撼，夺取，攻击，熊熊燃烧，击退，焊接，强迫，清除，消灭。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和暴力革命的活动家，墨索里尼有六个显著的特征。完全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和任何类型的“改良”；把政党看作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高度集中，等级森严，严守纪律；想要一个由职业革命者组成的领导阶层；不相信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能力；认为可以通过革命者一一自封的精英一一把革命意识从无到有带给民众；最后，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中，组织化暴力将是最终的仲裁者。

事实上，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积极行动者。但列宁是策划者，他做出所有关键性的决定，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权力意志”。如果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创建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当时，列宁十分精明地尽最大可能利用了苏维埃授予其政权的“合法性”。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小心翼翼地在两个层面上运作，这种做法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表面上是宪政安排和形式合法性的层面。那是为了满足公众，为了外部世界。在更低层面上，是真实权力的深层结构：警察、军队、通信、武器。那才是真格。

很难避免这样一个结论：使用恐怖手段和暴虐警察力量的决定是列宁在很早就做出的，并得到了其军事代理人托洛茨基的赞同；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这正是他夺取和维护权力的意识形态方法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是他决心要创建的集权国家的典型特征。反过来，这也是列宁性格的组成部分，是他格外充足的权力意志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正是列宁，给契卡灌输了“恐怖”的精神，是他从1918年1月起敦促契卡不要理睬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包括人民委员会的很多成员一一的怀疑和“人道主义”感情。当列宁出于安全考虑把政府从彼得格勒搬到莫斯科并把人民委员会安顿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时候，他鼓励捷尔任斯基设立自己的总部，独立于人民委员会之外。卢比扬卡广场上一幢巨大的保险公司大楼被接管了；在大楼内，为关押政治嫌疑犯而设立了一座“内部监狱”；打这以后，契卡便成了个独立的政府部门，直接向列宁报告。列宁让契卡的官员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关于推翻列宁之后承认芬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独立，高尔察克顽固地拒绝对协约国做出任何担保。他甚至不愿意承诺允许在俄罗斯举行民主选举。邓尼金表现出强烈的反波兰倾向，并强烈反对给予鸟克兰人、高加索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以自由。他似乎想要全面重建沙皇帝国，更糟糕的是，要恢复它传统的残暴。使白俄罗斯人在西方尤其是在丘吉尔本人的心目中一一的形象受到损害的，是邓尼金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于犹太人，以及其部队的反犹暴行：在1919年，超过10万犹太人在俄罗斯南部被杀，他们绝不可能全都死于农民之手。

列宁创立这个政权的各个阶段值得在这里稍稍详细地描述下，因为，在一些本质要素上，它们在接下来的60年里成了很多其他政权的典范。他的目标是四重的。第一是为了消灭党外的所有反对者；第二是为了把所有权力（包括政府）置于党的手里；第三是为了消灭党内的所有反对者；第四是为了把党内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及其同伴的手里。正如制订宪法和创立苏联一样，这四个目标全都是同时追求的，尽管有的目标比其他的目标更快地实现了。

党的官僚机构是列宁深思熟虑的首创。对于旧的帝国官僚机构，列宁不仅是不信任，而且私下里十分憎恨，尤其是当他感觉到自己不得不使用它的时候。他想拥有自己的官员团队，以便绕开内阁和责任政府的体系。1919年4月9日，为了抵制旧官僚机构之“恶”，列宁颁布了一项法令，设立国家控制委员会，以监视政府官员，必要时用信得过的人取代他们。他任命斯大林为该委员会的人民委员一一这事实上是斯大林独立承担的第一份重要工作。

在列宁出席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他的形象比从前更加具有暴力倾向：步枪、机关枪、行刑队。他说：“严厉、苛酷毫不留情地惩罚最轻微的违纪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他还说“我们的革命法庭必须开枪。”123不是“可取的”，而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可以”，而是“必须”。

或许，列宁相信有“革命的良心”这么回事。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拥有革命的良心。在1918年底之前，他偶尔干涉恐怖行为，为的是挽救他本人认识的某个人的性命。但是，在演说和著作中，在公开声明和私人通信中，他所说和所做的其他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激励他的下级进一步热衷暴力革命，尤其是到最后。毫无疑问，列宁被他为自己打造的绝对权力给政变了。他的同事们也是如此。正是暴力革命以及后来的暴力自卫的过程推毁了理想主义的成分。

《论“左派”的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 “是的，向德国人学习！历史总是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碰巧，正是与野蛮的帝国主义并肩而立的德国人，体现了纪律、组织、团结合作（以最现代化的机器为基础）以及严格的会计和控制的原则。这恰好是我们所缺乏的。”

马克思发明的“资产阶级”是这些仇恨理论当中最广泛的，它继续为所有的妄想狂革命运动提供基础，不管是法西斯民族主义运动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代理论的反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派生物，涉及选择（为了民族、政治或经济上方便的原因）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部分作为攻击的目标。比起纯粹按阶级分析，它更明显地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列宁为什么使用“反犹主义就是傻瓜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的原因。

现代世界史的首要悲剧在于：俄罗斯和德意志的共和国都先后在列宁和希特勒的身上发现了棋逢对手的杰出才能，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程度上体现了权力意志。

列宁是宗教型的革命者，而希特勒是一个浪漫型的革命者。

希特勒是第一个认识到探照灯那种放大和魔幻力量的人：他似乎发明了son et lumiere（法语：声光表演），并在自己的大规模夜晚集会上使用它，效果非同凡响，令人难忘。他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输入了政治性的服饰和徽章，但对它们进行了改进，以至于希特勒式的制服在禁止奢侈铺张的极权主义国家依然是卓越的标准。斯大林主义模仿希特勒的舞台表演，并且在规模上而不是在风格上略胜一筹。

实际上，帝国主义的观念只是在1900年前后才进入社会经济学的词汇表。霍布森的书把帝国主义定义为“私人利益集团（主要是资本家）利用政府机器确保他们在国外获得经济收益”。这本书立即让邪恶阴谋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历史決定论者有极大的吸引力的。

1900年，德国皇帝指示德国军队解救北京使团的命令是这样写的：“不留一个活口，不抓个俘虏。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战斗，让未来一千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胆敢斜视德国一眼。”

在天下大乱当中，人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蒋介石尤其是。在黄埔军校，他的目标是要产生忠诚奉献的军官，他与年轻的共产党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合作。实际上，国民党与共产党此时的政治灌输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确，这一阶段的国民党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毛泽东最后发展出来的那种国家共产主义的形式。正是蒋介石，而不是共产党人，最早领悟：可以把人95们对外国人和帝国主义的痛恨与人们对残暴军阀的痛恨结合起来，来动员农民大众的力量。

1927年12月14日，国民党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共产党人被打垮了，广州人满大街追捕他们。苏联领事馆大多数工作人员被杀。鲍罗廷回到莫斯科，对斯大林说：“下一回中国人高喊世界革命万岁”的时候，就把格别乌派去。”斯大林一言不发；最后还是让人把鲍罗廷给枪毙了。

1924年，毛泽东领着一位新近从欧洲来的华人朋友去看上海公园里那块臭名昭著的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他以一句典型口号打断了一场足球比赛（对耶鲁队）：“揍那帮外国人的奴オ！”并用了一个同样典型的比喻：“如果我们的洋主子放了个屁，闻起来也是香的！”他问道：“难道中国人只知道仇恨日本人，而不知道仇恨英国？”

然而，在政治局，有4个重要人物挡住了他（斯大林）通向独裁统治之路：最著名、最凶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托洛茨基，他控制了军队；季诺维耶夫，他掌管着列宁格勒的党务一一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是斯大林特别痛恨的人；加米涅夫，他控制着莫斯科的党务，眼下是最重要的；还有布哈林，最重要的理论家。

“托洛茨基分子”这个术语最早是被季诺维耶夫作为骂人的话来使用，其成熟的形式是斯大林定义的，他创造了“不断革命”（托洛茨基）和“一国革命”（斯大林）的区分。事实上，他们都相信世界革命立即爆发，当它没有发生的时候又都转向了现固政权。跟斯大林比起来，托洛茨基希望更快地推进工业化，但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毕业于相同的屠场，他们的斗争本质上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成为新的最高祭司。假如托洛茨基胜出的话，他甚至可能比斯大264林更残忍。但他不会坚持到最后：他缺乏生存技巧。

“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跟党作对的时候还希望自己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归根到底，党始终是正确的…一我知道，个人跟党作对不可能是正确的。一个人只有始终跟党保持一致才是正确的，因为历史并没有创造出其他的途径来认识什么是正确的。”由于斯大林已经控制了党，托洛茨基的话也就锻造了16年后敲碎他脑壳的那把碎冰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