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

君主应当把引发非难的事情委诸他人执行，而把施恩布惠的事情留给自己。

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只是运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而没有自己民族的武力作为后盾，是无法同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抗衡的。

①1505年，他写了：《论佛罗伦萨臣民军队组织化》， 他在1506年和1507年大部时间从事新国民军的组织工作，并负责监督新军三营围困皮萨。至1509年5月24日皮萨由于粮绝遣使求和，5月31日投降，6月8日马基雅维里率佛罗伦萨军入城。于是结束了十四、五年的不断纷争，重新拥有皮萨。

11月9日新政府正式罢免他的一切职务，驱逐出佛罗伦萨一年，禁止离开国境，并勒令提供巨额保证金。事不止此，随后在1513年2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参加反梅迪奇家族的阴谋罪嫌把他逮捕入狱，刑讯逼供，

白天在农民当中劳动和生活；黑夜单独“与古人晤对”，探索治国之道。《君主论》就是这样完成的第一部著作。

1520年马基雅维里受朱利奥•德•梅迪奇(Giuliode’Mcdici)的委托撰写《佛罗伦萨史》，从北方民族入侵，罗马帝国衰亡到科斯莫•德•梅迪奇止(379—1492年)。写作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探索“经过了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马基雅维里批评过去的佛罗伦萨历史学者详述对外战争，而忽略内争、内乱及其后果，害怕得罪古人的后代。他要使读者获益，详述国内治乱，说明内部派别纷争的原因，使公民通过他人的苦难变得聪明些，并保持团结。

《曼陀罗华》(1518年)。演出后获得巨大成功，使他赢得喜剧作家的声誉。在戏剧里，他辛辣地讽刺愚昧无知而良善的商人和妻子、岳母求嗣心切，由于狡猾的淫棍与邪恶的教士狼狈为奸，上当受骗被奸淫后仍沾沾自喜。它既是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嘲笑，也反映了作者对道德伦理、对教会的态度。因此，阿兰•吉尔伯特这位专门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学者甚至有点夸张地说：“不读《曼陀罗华》就不懂得《君主论》”

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再度入侵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的儿子罗多维科作为国民军应征，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共和国又被推翻了，梅迪奇家族又回来了。 马基雅维里已经绝后，葬地无可考。现在在佛罗伦萨桑达•克罗切教堂放着刻有碑铭的石椁，是1787年后人为纪念他而制造的。

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列入世界学术名著选题计划，即向译者约稿。译者根据英译本译出后，为了译文信达起见，曾取英、美、法、德、日各国译本互相核对，发现文义莫衷一是，订稿甚难，决定以意文本为准据另译。为此苦攻意文。

世上再没有什么像慷慨那样自我消耗了：在你实施慷慨的时候，你会失去实施它的能力；你要么变得贫穷困顿、被人蔑视，要么为了避免贫困而变得贪得无厌、惹人憎恨。

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是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

妥善使用残暴手段的意思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除非他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 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深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 因为如果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理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做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

“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的宫廷。……在四个小时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

但是他还是顽强地生活下去，他把生活分为两截：白天在农民当中劳动和生活；黑夜单独“与古人晤对”，探索治国之道。《君主论》就是这样完成的第一部著作。

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作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总是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因为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作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而肥的了。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世的这一方面。

现在我想向殿下献呈本人对你一片忠诚的证据，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殿下。

这样一来，当你占领这个国家领土的时候，所有受到你损害的人们都变成你的敌人了；而且你又不能够继续保持那些帮助你取得那里统治权的朋友们，因为你既不能够依照他们的期望给以满足；你又不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他们，因为你感到对他们负有恩义；还因为一个人纵使在武力上十分强大，可是在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总是需要获得那个地方的人民的好感的。

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它们毁灭掉；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是，允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

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宏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辛苦劳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

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对此，我回答说：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

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他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

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

关于行动方面，君主除了必须把他的人妥善地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之外，自己也必须不断地从事狩猎，借以锻炼身体，习惯于艰苦生活，并且认识各处地理状态，了解山脉是怎样起伏的，峡谷是怎样凹陷的，平原是怎样展开的，还要明了河流沼泽的特性，而且对于这一切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

但是，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像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褒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

我说，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