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

我始终没有领会普希金这几行诗：＂人世间没有幸福，只有平静和自由.......＂

我现在所写的并不是一本谈绘画的书，同时我也并不打算毫厘不爽地描述自己久远之前的印象：在一生的薄暮时分是很难想起和理解它的清晨的----光线是不断变化着的，对所见的事物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着的；现在我对我曾一度喜爱过的许多事物都无动于衷了，而我在年轻的时候所忽略了的某些东西却开始一年年地在我的眼前显现出来。艺术不同于精密科学，它不屈从于无可争论的评价。

年轻的人们，如果他们不是诗人，也不特别爱好诗歌，当他们心情轻松愉快的时候，很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诗集来读；他们去看足球赛，跳舞，和姑娘们玩，大声地诉说自己的理想或者进行激烈的争论。在悲哀的时候，他们才需要诗歌，这时，早已不在人世的叶赛宁就来搭救他们，他们对他是一无所知的，除了那最重要的一点：他为他们写，写的也是他们。

上面引的这段话是果戈理写的。心灵的深度使他能够打动同时代人，也打动了我们。我坐在他的桌旁，心里想，无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时代人都缺少足够的心灵深度，我们常被打败——当然，不是被批评家，而是被时代打败，正是由于我们不善于以真正的深度、大胆的构思和《死魂灵〉、《外套》的作者的那种勇气来描写平凡的、不大被注意的、“可鄙的”东西。

他在被捕前不久，曾给替他在敖德萨租了一个小房子的一位女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间算是我的厢房使我精神大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任何人不论他可能去向何方，都应该有栖身之处。’——由于意识到我已有了这样的栖身之处，我感到自己在这个众所周知正在旋转的地球上安稳多了。”

在1942年8月这个糟糕的时期，我曾写道：“在法西斯主义发动的这个大规模的、席卷全欧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我希望能遇见海明威。我们应该保卫生活——这是我们这不幸的一代的使命。如果我和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未能亲眼看见生活的胜利，那么谁又会忘记那个腿部受了重伤、躺在卡斯蒂利亚的道路上的美国人临终时的情形，以及那支小小的机枪和一颗伟大的心灵呢！”

年轻的波兰作家费杰茨基有一次说，我是个“最低纲领派”：我对人以及对岁月的要求都很少。这也许是对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然，应该作一点补充：我在中学时代曾狂热地一再重复易ト生的一个主人公的话：“全或无！”显然，人们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成为“最低纲领派”的。然而年龄并不是一切，瓦西里·谢苗诺维奇到50岁依然是个“最高纲领派”。若不预先说明他对人对己的严格要求就不可能理解他的种种遭遇。 格罗新曼在文学上的老师是列夫·托尔斯泰。瓦西里・谢苗诺维奇细心地、认真地描写主人公，爱用长句子，不怕使用大量的副句。

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说来，无论在过去或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我之所以把伊娜·康斯坦丁诺娃的故事写进了这部记述我的一生的书里，是因为在那个通常被我们称作人性的一切正遭到战争的践踏的艰苦时代，伊娜曾帮助我对许多事物作了再一次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