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

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无、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闲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每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己。

且看毛澤東打平天下以後，一人當過二十八年，全國僅有法律兩部。憲法之外，僅有一部其心可誅的《婚姻法》，其他六法皆無，而統治十億人口之大國，全憑毛氏一人的金口御言，成何體統？

适孙、袁因宋案而反目为仇，中山曾分别致书大隈重信及小池张造，乞日本协助讨袁。并严明在讨袁成功之后，则将来的中国政府，当以满、蒙利益相许。其规模盖不在后来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条之下也。此一密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在日本老档案中发现。

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社会政治体制，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俱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冲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瘟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

这个客观实在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历史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她的怀抱，而达到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作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历史学家则把它叫作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二十世纪初年谋我最急者，莫如日、俄两国。两强对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狰狞，述之真足污我笔墨。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的欧美帝国主义。 为抗日救国而废学、闹学潮，固于事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它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 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

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p96 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也是一转百转，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 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态是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型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能与机运，熔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可是清帝国已趋衰亡的边缘，袁氏虽按祖制百分之百地交出兵权，但那个腐朽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全收。迨革命军武昌起义，还要优诏袁氏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敌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然无所知，但毕竟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但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的。

換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國國會的難形便是個，有上院而無下院有參議院而無眾議院的美國國會。這個開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國立國之初，也正是這樣的。在上海首先組織的這個代表會除具有立法權，可以制定一切法律規章之外，也有權代表人民，選舉「臨時大總統」。（美國革命時，華盛頓總統也是如此這般選出的。）

可是上海這時雖估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時革命戰爭的重心，和早經組纖的革命軍政府，畢竟還在武漢，而黎元洪的邀請通電，且早於滬方。加以這時在革命陣營中的第一號戰將，也是聲望僅次於中山的黃興，也正在漢陽前線督戰，因此後來在漢方代表要求之下，會中乃有動議把會址移往武漢。此案通過之後，眾議則將原有會員人數一分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於上海以為聯絡。此一建議最初原是從權應變，不意竟伏下後來寧漢不和的

此次擁黎、擁黃兩系之爭，雖同兒戲，然雙方之選舉，均只選「大元帥」，而不及「總統」者，實雙方之意，均係虚此「總統」大位，有待於袁世凱旦タ之附義，出長民國之大政也。何以這時如火燎原之革命陣營，還有待於袁氏來作頭頭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他認為這一位子，「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語見《革命文獻》）換言之，無論如何輪不到孫中山就是了。但是章瘋子只替歴史家說了ー半。他忘記了「論革命歴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孫文就是憑這三條，當選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事實上，以孫文為首的民國政府的架構，基本上自一九一二年以後至今未變也。毛澤東曾說過，干載猶行秦法政，似嫌不太確切。他如說百年猶行孫制度，那就更為正確了。自民初迄今政黨起伏，英雄生滅，而政府之基本架構未變也。

革命軍正在鬧窮，當時謠傳他帶回華僑所捐鉅款，足解燃眉。新聞記者也就以此相問，孫公答曰，余一錢不名也。带回來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雖能使聴眾大鼓其掌，然亦顯示出，孫公除聲望之外，在這次聯合推牆的眾人之中，並無特殊政治實力也。

吾人于1998年，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几十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学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其尤为难能可贵者，是被袁世凯通缉、袁谍日夜跟踪、悬赏捕杀的国民党诸元老，如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钩等在此国亡无日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相反，他们竟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在美亦曾致书冯自由，请转劝孙公“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是何等胸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对中华文明的潜力，每于此时穷处见之也

所以袁的稳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也无可厚非

一个政客美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制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措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三国演义》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黄兴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3月25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孙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中西有别，我们传统的汉唐帝国主义是一种儒道的死要脸、活受罪的赔本交易；而西方帝国主义则是霸道的、狠毒的经济剥削，两者之间是不可以划等号的。

君不見，民國初年那批黨人和政客、胡適口中所謂的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們對所謂的美國模式，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認識，但是實行起來，何以顯得若是其難也？這知與行的問題，就要發人深省了。因為中國能否采行美國制，是一項很複雜的社會文化轉型的問題，而不單純是哲學上的知與行的問題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灣政壇，不能說當道的風雲人物對美國模式認識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哪裡又真像美國呢？相反地，今日表現在台灣議會里的拳打腳踢，倒與民國初年的北京極其相似呢！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的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一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最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

但是又有誰能逆料，搞國家社會主義，就俾人會搞出納粹和希特勒來；搞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必然會搞出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偷雞不著蝕把米，使千萬烈士鮮血白流，億萬暴政受害人枉死溝壑。社會主義為禍之烈，有時且甚於資本主義。

至於毛澤東的“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鳥兒問答》），那就是轉型文學中，地道的放屁了

（武昌起義後組織臨時政府）此意建議最初是從權應變，不意竟伏下後來寧漢不和的惡果，實非當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後話。

在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時，一向與孫不睦的章炳麟頗不以爲然，他認爲這一位子“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語見《革命文獻》換言之，無論如何輪不到孫中山就是了。

在中山與黃興等幹部商討組織政府和行政人選時，二人都有意以同盟會的高級幹部爲班底。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是眼大於腹了。首先，這次武昌起義，歌聲響應的總形勢，原始個牆倒眾人推的形勢，同盟會所出的力量只一部分，可能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的好口才雖能使聽眾大鼓其掌，然亦顯示出，孫公除聲望之外，在這次聯合推牆的眾人之中，並無特殊政治力量也。 至於黃興，那更是個有將無兵的光桿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