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

无论是个人的提高还是社会的进步，内因的作用通常都微乎其微，而外因的作用却至关重要——人总是被逼着往前走的。

这个逻辑也可以反过来想：各国统治者们也会在国内宣传说本国就是天使的乐土，外国都是魔鬼的地狱。——如果信息控制能力足够强，老百姓们也是会相信这一套的。

最高统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视为英明决策，在这里，程序正义是退居其次、甚至是无人关注的，一个良性的、可以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也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要知道，这些严刑峻法的实施，并不仅仅是依赖官僚机构的制度化操作，皇帝本人所起到的作用实在非常之大。朱元璋把皇权发展到高度集权的地步，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几乎一手总揽天下事务。

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无非是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为了寻求平衡或者打破平衡而运用的权谋手段的结果。

出于权谋术的考虑而进行的铁腕反腐必然在先天上就存在弊端。反腐行动是自上而下的，法外施刑的泛滥说明了它并不在意于是否建立一种完善的、可以自行运转的律法体制，而根子里又有着制衡官僚集团的这一深层原因，于是，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皇权所追求的是一种“说了算”的制衡结果，追求这种结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程序正义”。

而究其原委，这些所谓“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也就是说，老百姓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其实却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但是，从副产品中得益的百姓们却不明白个中三昧，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副产品”就是“正式产品”，就是原始目的本身，因而歌功颂德，咏叹皇恩浩荡。

对于皇权来说，海瑞的这种作用怕是要比他实际的政治作为还重要上不知多少倍，因为把特例混淆成典型能够极大地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而在一些冷眼旁观者看来，这样的情形却正应了《老子》中的名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体制的必然后果。”

只有乱世，君主才会特别重视人才，到大一统的时代里，人才就远不如奴才重要了。

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结论是：对一个人的未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一个人的出身，其次是运气，个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