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

中国文化中的“公”，更多强调的是“公益”，陈弱水称为“普遍的人间福祉或普遍平等的心态”，弘扬的是公共服务的精神，或是为了共同善而从事的无私行动；相形之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则构成了社会影响国家行动的渠道，也是社会和政治参与可能充分达成的所在。

后极权社会，哈维尔：“他们不需要接受这个谎言，对于他们来说，接受具有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便已足够。由于这个突出的事实，个人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就是这个制度”

娱乐公众到底能不能转换为政治公众，民主公众？对此的估计不容乐观：在娱乐社会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从社会时事中所获得的认知远远少于从娱乐中所学到的东西，致使他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活和政治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

1990年黎安友和史天健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一项关于政治行为和态度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对政府影响和体制作用的感知以及对持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的容忍度都相对较低。

大法官指出网络传播方式和传统媒体的两个区别： a. 传统媒体具有“稀缺性”，但互联网几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稀缺的言论表达媒体。 b. 传统媒体的言论表达具有一种“主动侵入性”，受众是被动接受和随时随地受其影响。但互联网并不具有侵犯性，用户必须去主动寻找那些不良信息。 最高法院多数派意见认为，互联网上的言论表达享有第一修正案的最大限度的保护。这意味着互联网上的发言者将享受印刷媒体所拥有的自由。

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国家中，互联网拥有相对较大的民主潜力。就中国而言，互联网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转变。但它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隐私的概念，即与公共领域相对的私生活概念。在私人领域中，个人不受或不应受到他人的干涉，能够做和想自己所中意的任何事情。这种不受干涉的自我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思想，它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

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某种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道德，共同的观念。但是，个人的认同与价值观事实上都是由他的文化传承以及他所处的社群中获致的。因此，一个人的自我的形成与社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使得社群的价值成为个人的价值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古典共和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如果民主社会的公民们想要保持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确保私生活自由等公民自由权，他们还必须既有高度的‘政治美德’，又愿意参加公共生活。”

前提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免于被操纵和强迫，实践理性通过争论而不是地位和传统被制度化。自主是参与的先决条件，公共讨论训练了个人的自我反思并不断提醒个人将自己的思考置于普遍性的“公众”语境之下。

私人领域是人类参与公共事务的活水泉源，近代以来公共领域的崩溃，就是由于隐私已经被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蚕食，如果没有一个平行的私人领域的重建，公共世界的恢复根本是不可能的。

私人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在此处，指的是私人空间以公共空间为代价而不断扩张，而“公共的”则指称那些属于，有关于或者影响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或社区的事务。相形之下，“私人的”则是指与公共生活无关的，不准备公开的或要逃避公众注意的事务。在都市社区中，公共生活日益缩减，私人生活日益光大，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对社会和个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害的。

城市的空间秩序可以说是为了解决陌生人的问题：由于外表的不可靠和社会规范的弱化，距离成了区隔自我和陌生人的东西。如果不同类型的人被安置在不同的区域，从地理上相互分开，那么秩序感也就建立起来了。

深奥的事物寻求同公众和容易接近的东西保持距离。它在聚光灯外寻找暗影，正如同亲密关系要躲开窥视的目光一样。

让个人信息在网络中公开流动，大多数博客对此并不在意。同时，博客作者在日志中也会经常写到他们交往的人。当问他们是否事先征得别人的同意时，66%的人说他们从来不这样做，只有3%的人总是这样做。有意思的是，只有9%的人说自己从来没有在博客中写过他们所交往的人。

如果说传统媒体给个人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个人无法展开亲身体验，那么，共有媒体与传统媒体相反，它把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向全世界的公众广播。

信息拷贝的供给增加+稳定的需求（人们的空闲时间）=降价 内容（及内容的创造）消费个人的注意力

“电控空间是成千上万接入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象......这些幻象是来自每个计算机数据库的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这种交感幻象可能导致“把日常生活排斥在外的一种极端的延伸状况。有了这样一个我所描述的电控空间，你可以从理论上完全把自己包裹在媒体中，不必再去关心周围实际上在发生着什么”。

我们不应该再把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成不同的角色来谈论，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作依照新规则彼此互动的参与者。 旧媒体不会被取代，只是它们的功能和地位被新技术的引入给打乱了。

《我们即媒体》：“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

在本书中，我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

Web2.0内在的动力来源是，将互联网的主导权交还个人，从而充分发掘了个人的积极性，极大解放了个人的创作和贡献的潜能。出于这种原因，我认为Web2.0不仅代表着网络业的一个转折点，也代表着新媒体的一个转折点。“共有媒体”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出现的。

“古腾堡使我们都成为读者。广播和电视使我们都成为现场的观察者。复印机使我们都成为出版者。互联网使我们都成为记者，广播人，专栏作家，评论员和批评家......在21世纪，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广播人，专栏作家，评论员和批评家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林，好环参半，优劣共存。” ——劳伦斯格罗斯曼

新闻不会消亡，我们将进入一个新闻的黄金时期；但确定无疑的是，新闻不会保持我们已知的面貌。在媒体的转变过程中，涉及的各方——记者，新闻人物和新闻的积极“消费者”，都拥有了崭新的可能性。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假定人生的特定阶段会产生特定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被满足了，那么个体就会顺利发展到下一阶段；如果未得到满足，那么发展就会停滞和倒退......然而，在真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带着各种不足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能够完全完成那些“阶段”，他们就尽可能做好所能做的事情。他们会利用手边任何能够得到的东西去获取他们所迷失的部分。

一系列实验显示，那些说自己更容易在网上表达真实自我的人能够更快地形成网上关系，而且这些关系也相当持久。患有社交恐惧和孤独感的人在网上比在线下更会表达自己，互联网讨论组的参加者也喜欢把自己的网上朋友带入现实生活......在网上形成第一印象的人在线下见面的时候要比直接由线下交往开始友情的人更喜欢对方。研究者认为这说明，建立在互相透露信息的基础上的关系，要比仅仅基于外表吸引力的关系更牢固

贝尔指出，现代大规模通讯联络的出现，以及与世隔绝的地区的消失，可能产生一串连锁反应而破坏了文明政治和说理辩论。他敏锐地洞察了超负荷的通讯在社会和政治进程方面所引发的问题。在谈到后工业社会的匮乏时，他提出了有关信息的代价的一系列论证，如：更大的信息并不是完全的信息，它只能使信息越来越不完全；人们能吸收的信息量是有限的；更加需要媒介传递的工作，或者说新闻界说：新闻不再是报道而是要解释。他也对交往数量的空前增加是否等于交往质量的提升表示怀疑。他正确地预测了人将成为时间的奴隶。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1951年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他认为中产阶级本质上构成了一种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必须加以经营的经济资源，因为它既是劳动力，又是消费者。他对中产阶级的政治作为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用他充满鄙夷的话来说，大多数美国人“既不激进，也不自由，也不保守，也不反动；他们静止不动，缺乏头脑。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的说法，把局限在私人圈子里的人成为蠢人，那么我们必须下结论说，美国公民现在主要由蠢人组成。”

尽管我们看到，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的相关性不大，但我们在讨论新媒体的政治后果时，必须考虑新的社会分层的因素，因为在网络论域中的活跃人群主要由白领构成。

伊壁鸠鲁主义的宗旨，是在一个政治压力遥远但邪恶、社会压力切近而龌龊的世界里寻找一种放松。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世界的现实，但厌恶这世界对私人存在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