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

质帝在公元145年3月6日登基。他死于公元146年7月26日，后人声称，他因称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梁所害。这一指控没有证据，可能是梁冀被贬黜后对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内容。

宦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自己。

王者纯粹，其德如彼；霸者驳杂，其功如此。具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

黄巾海沸干九州，群阉流毒于四海。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

“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即不托人）。”《内史杂》 “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也。” 《行书》

但是，在这些动乱和不稳定的时代中出现了中国政治思想中具有长远意义的关于君主概念的重大变化。秦王政通过在战场上击败其对手，崛起而成为第一个皇帝；人们普遍认为皇帝的权力是以武力为基础。当汉朝的末代皇帝让位于魏王时，人们普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权威上苍的委托。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完全在实践上，中国皇帝的君权的基础从此表现为神明的委托而不是物质的成就。

出于相同的原因，秦相对地说能摆脱更纯粹地“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束缚，这就是它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儒家的荀卿......所指的儒，无疑是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他认为这些人特别熟悉旧传统道德。他说，没有这些道德，很可能导致秦最后的毁灭。

似乎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表现出更浓厚的筑垒自固的心理。长城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把定居务农的中国人与塞外游牧的夷翟隔开的预期目的，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说到儒家，它的政治思想（例如恢复周初的分封制）对法家来说当然予以强烈谴责。可是它的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念在秦始皇统治期间似乎非常成功地与法家思想并存。

这不是说秦王朝的施政不残暴和没有剥削:不应忘记有无数罪犯和不幸的人被送往长城和其他地方劳动。但是复述前面提出的联想是可取的：如果其他国家拥有秦那样的实力，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与秦的作为不会有多大差别。也许有些批判秦的人与其说是反对苛政本身，倒不如说是反对秦更有效的推行了苛政，以及受害者既包括没有特权的多数人，也包括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

但是，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爆发的起义甚至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最高体现呢？如果认为在这类斗争中，参与者都应明确地具有本阶级地“阶级团结”觉悟和阶级间的“阶级矛盾”觉悟，那么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官员们最后能够依靠商鞅或李斯的行政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墨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仁慈宽厚，那么这些方法也证明使人不能忍受。如果没有法家主张的有效控制措施，那么被描述为儒家的完全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理想就经受不住罪犯、反抗或入侵等无情的事实。

在汉朝，人们就长安和洛阳的各自优劣点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进行了好几次的讨论，但直到公元25年才真正迁都到洛阳。

朝廷没有出现皇帝的后妃及她的亲属直接干预国家事务的情况可能部分的时由于窦后对“道家”著作的偏爱。她可能更急于宣扬清静无为并通过这些方式使国泰民安，而不是想直接参政。 一个虔诚的《道德经》信奉者是很难赞同；国家朝积极和扩张主义的政策方向作明显的转变的。

的确，快到武帝末年时，已明显地出现了中国人过度使用力量的迹象。

作为一个与非华夏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它指挥其军队与其他国家交战时，这种经验无疑大有帮助。它的人民以在战争中残酷无情而闻名。他们崇尚武德的精神可以秦统治者武王为例，他喜欢在其周围安置勇武之人；他因与人比赛举铜鼎，于公元前307年受伤而死